乡间土里“长”出“产业村长”
“先尝后买，不甜不要钱！看上哪盆，连盆端回家，保你吃两茬！”人群中，一个皮肤黝黑、戴着眼镜的汉子，用夹杂着京腔的嗓门吆喝着。城里来的采摘客挤满田垄，他穿梭其间，忙得脚不沾地。
这人叫杨建禹，今年42岁。一年前，他还是北京某互联网大厂的首席架构师，手下管着上百号人。如今，他是尚书村的“产业村长”，成天蹲在草莓地里，和乡亲们打成一片。
在荣昌，像杨建禹这样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产业村长”，已有109位，覆盖了全区92%的村。他们有的是返乡创业的企业家，有的是土生土长的“田秀才”，还有玩转电商的新农人。身份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既是乡亲们眼里的“自己人”，更是产业路上的“领头雁”。
尚书村的这片草莓基地只有14亩。前几年行情好时，一到采摘季，村里的小路堵得水泄不通。可不知从啥时候起，草莓越长越赖，味道越来越淡，最后，老板撂挑子不干了。
“地闲着，租金照付，大棚空着也快烂了。”看着撂荒的大棚，村支书林念直叹气，“明明是个能来钱的买卖，咋说不灵就不灵了？”
荣昌农村，像尚书村这样“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村不在少数。区委组织部相关科室负责人王孺坦言症结：“没人、没力、没钱，是乡村曾经的三大痛点。年轻人走了，懂技术、会经营的人找不着；一家一户单打独斗，资源拢不起来；东西种出来卖不上价，折腾半天还是穷。”他把根子归结为一句话：缺能人，缺能把根扎下来的能人。
2020年，荣昌开始破题——打破身份界限，让那些爱农村、懂农业、有资源的人回来“当家”。区里推出“揭榜挂帅”，面向企业家、“土专家”、田秀才、新农人广发英雄帖，选聘“产业村长”，蹚一条以才兴业、强村富民的新路。
去年，杨建禹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辞掉北京的工作回了老家。他接手闲置草莓园，头一件事就是查资料、请专家，给地“把脉”。最后得出结论：这是典型的“连作障碍”——地“累”出病了。
他没按老套路走。换土太费钱，干脆搞无土栽培，全用基质袋。“成本是高了点，但病虫害没了，农药也不打了。产量稳了不说，连盆带草莓一块儿卖，市民搬回家还能接着吃，现摘现采更有味儿！”
去年12月开园，杨建禹的草莓能一直摘到今年5月。一亩地产量6000斤左右，纯收入能有30来万。刚送走一拨客人，他又钻进大棚，手把手教村民怎么收拾残果。
无土草莓栽培、沙堡萝卜品种改良，还有正在筹备建设的种子实验室……杨建禹在地里的“根”越扎越深。去年，他先后被聘为尚书村和沙堡村的“产业村长”。在荣昌，成熟一个聘请一个，像他这样的“产业村长”，正从点上的“盆景”，连成面上的“风景”。
“陈村长，我这萝卜苗要不要再追点肥？”惊蛰刚过，暖阳洒在河包镇核桃村的田坎上。54岁的陈明才正猫着腰在地里“巡诊”，听见喊声，扯着嗓子回话：“莫急，等我过来看一眼！”
谁能想到，这个被老人们喊得亲热的“陈村长”，十来年前还是村里第一批建档立卡贫困户。
2020年，核桃村要建千亩辣椒基地。陈明才心一横，主动承包了50亩。育苗、移栽、施肥、打药，他一天到晚扎在地里，年底辣椒大丰收，一举摘掉穷帽子。
“这50亩辣椒，就是老陈交的‘答卷’。”河包镇党委组织委员温然说，核桃村曾是市级贫困村，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的多是老人。镇里见陈明才有闯劲、肯带头，就把他选为“产业村长”，带着大伙干。
荣昌选“产业村长”，可不是随便发张聘书了事。区里定了“推荐—联审—研究—备案—公示”五步流程，选出来的人，还得经过“靶向培训”“实践锻炼”一轮轮打磨。“得把好入口关，确保选出来的是‘金子’，不是‘流沙’。”王孺说。
陈明才年轻时在外面闯荡过，眼界宽。区里送他去农广校培训，种养技术、市场营销、法律法规，他一门门啃下来，老师讲的病虫害防治要点，他都记在本子上、揣在口袋里。
种着种着，他发现光种辣椒，地闲半年太可惜。自己先试种豇豆、苦瓜、榨菜、萝卜，摸索出轮作的门道，然后带着大伙种榨菜，连着两年都见了钱。
核桃村的老人越来越多，种鲜菜实在吃不消。陈明才四处打听，给老人们寻了个“轻省活”——种蔬菜种子。“种鲜菜累得够呛，一亩挣千把块钱；制种轻巧得多，一亩萝卜种子纯收入能多挣到500块，关键是只收一百多斤种子，不用弯腰驼背地扛。”他掰着指头算账，老人们听得直点头。
去年，他动员60多个老人试种，年底换回6万多块钱。一张红彤彤的聘书发到他手里，陈明才成了名副其实的“产业村长”。今年，河包镇周边300多户空巢老人跟着他制种，榨菜、萝卜、香菜、儿菜加起来有400多亩。
从贫困户到“主心骨”，陈明才用了十年。这十年，浓缩的不仅是一个人的逆袭，更是一个村庄的觉醒。
“温孃孃，我来啦！”每天一早，龙集镇抱房村的温荣秀听到这声喊，就抱出一捆捆扎得齐整的谷草灰水粽子，交给门口那个晒得黝黑的年轻人。
温荣秀是这门客家手艺的非遗传承人。过去，手艺再好，一个人一天也只能卖20来根，变不了几个钱。
喊她的年轻人叫马浩，是个90后。2022年返乡创业，开着一辆小货车，在川渝交界的场镇上沿街叫卖土特产，顺带拍短视频、搞直播。几年下来，全网粉丝快20万了。
去年，马浩被聘为抱房村“产业村长”。搞了几年电商，他最清楚自己的短板：“好东西有的是，缺的是能拿得出手的‘拳头货’。”他是客家人，知道谷草灰水粽子的分量，干脆拜温荣秀为师，从头学起。“她教我包粽子，我帮她卖粽子。”
马浩在龙集镇老店子街上租了间厂房，把灰水粽子做成标准化产品，线上线下一起吆喝。从零起步，现在一天能卖500多根。更让乡亲们高兴的是，村里15个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了业——包粽子，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块，顾家挣钱两不误。
一根粽子，串起了两代人——非遗传承人把手艺传下去，90后新农人把山货卖出去。乡村的价值，就在这样的接力中重新被发现。
“制度设计得好不好，最终要看村民的荷包鼓没鼓，看村子变没变样。”王孺说，“产业村长”们正在成为连接政府、企业与农户的“桥梁”。他们领办或合办公司、合作社94个，培育本土品牌114个，给乡亲们带来1800多个稳稳当当的就业岗位。
更重要的是，这些“产业村长”拿起手机拍短视频，给家乡代言，给土货带货，让更多的“90后”“00后”看到家乡有了奔头，开始陆续返乡创业。
截至目前，荣昌“产业村长”里，有2人入选重庆市“百名优秀农村致富带头人”，19人因表现突出，被推荐为全国劳动模范或各级“两代表一委员”。
乡村缺的从来不是资源，而是能把资源唤醒的人。这些从乡间土里“长”出来的“产业村长”，正把根深深扎进荣昌的泥土里，带着乡亲们蹚出一条实实在在的共富路。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草莓红了，萝卜绿了，粽子香了——这个春天，荣昌的田野上，生机正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