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社区大集见证“新农人”的学以致用
社区广场上,天津西青区烁铖蔬菜种植农场的赵芳正麻利地打包沙窝萝卜,她向顾客介绍自家产品的神情与专业销售人员无异。不远处,仿真花工匠陈立娟的摊位成为视觉焦点,她用培训中学到的展示技巧,将普通材料制作的花束摆放得宛如艺术装置。
这场看似平常的社区集市,实则是天津市高素质农民培训与乡村工匠培育成果的集中检阅。自1月28日起,“津味三农·社区里的乡村大集”已在多个社区展开,服务2000余人次,帮助40余名学员实现日均销售额超7000元的业绩,数字背后是培训体系从理论到实践的实质性跨越。
培训的核心价值在于应用,而非知识的单向传递。天津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洪章对此深有体会:“过去培训结束后,学员们带着笔记本回家,现在他们带着市场反馈和客户订单回家。”
天津构建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思维”三位一体培训体系,正是基于这一理念的创新。这个系统打破了传统农民培训重技术轻市场的局限,将电商直播、品牌打造、休闲农业规划等现代经营要素纳入课程核心。
课程设计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案例-实操-观摩”四步教学法,师资配置则构建了“土专家+新农人+行业能手”的多元导师库。这些导师的共同点是拥有丰富的一线实操经验,能够精准解答学员从生产到销售全链条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蓟州区心连心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张军切实感受到这种培训模式的转变:“以前听课记了一本子技术要点,但梨熟了还是得等商贩来收,价格人家说了算。现在学了品牌建设和营销策略,我们的梨有了自己的‘身份证’,直接面对消费者。”
这种转变背后是培训理念的根本更新,农民不仅是生产者,更是经营者、品牌创建者和市场参与者。培训的目标不再仅仅是提高产量,更是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社区里的乡村大集是培训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在这里,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接受真实市场的检验,学员们直面消费者,获得最直接的产品反馈和市场洞察。
集市上,来自天津10个涉农区的百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不仅有沙窝萝卜、小站稻、红瑶蜜薯等地理标志农产品,也有景泰蓝工艺品、范式葫芦、手工藤编等乡村工匠作品,构成了从田间到指尖的完整产品矩阵。
景泰蓝工艺师何爱莲作品的演变轨迹很有代表性。传统景泰蓝以大件工艺品为主,价格高昂,受众有限。通过培训接触现代设计理念后,她创作出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的茶具、首饰等小件产品。“这些产品在社区大集上特别受欢迎,让我看到了传统工艺创新转化的市场潜力。”何爱莲说。
社区大集的价值不仅体现在销售额上,更在于它提供的实时市场反馈机制。天津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农民就业促进部部长孙树莉介绍,中心采用“过程跟踪+结果量化+主观反馈”三位一体的评估方式,关注学员在市场应变、产品展示和客户沟通等多维度的能力提升。
通过社区大集,许多学员与消费者建立了直接联系,形成了稳定的客群基础。这种从“一次性交易”到“持续性关系”的转变,是培训成果能够长效转化的关键。
社区大集的成功举办只是起点,如何建立长效机制,让培训成果转化从“活动”变为“生态”,是摆在组织者面前的更深层次课题。
天津市农村中心正在探索将社区大集品牌化、常态化,计划建立“固定点位+定期举办”的运行机制。孙树莉强调:“通过大集,我们最主要的不是追求单次活动的销售额,而是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
更令人欣喜的是,如今,学员之间自发形成了互助合作网络。擅长电商直播的学员帮助同伴拓展线上渠道,拥有实体店面的学员代销其他工匠作品,形成了资源共享、渠道共用的合作模式。这种基于信任和互助的民间合作网络,成为官方机制的有力补充。
2025年举办的两期乡村文化能人培训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合作精神。学员们不仅共同学习创新设计理念,还组织前往北京、河北等地的文化乡村考察,相互启发,碰撞创意火花,形成了“一人学习,众人受益”的良性循环。
春节临近,河北区、河西区的社区广场正在筹备新的乡村大集。赵芳根据上次收集的客户反馈,调整了沙窝萝卜的包装规格;陈立娟设计了春节主题的仿真花新品;何爱莲的景泰蓝茶具系列加入了生肖元素。
从课堂到市场,从学员到创业者,天津的农民培训正在完成从“教”到“用”的实质性跨越。当培训不止于培训,当学习成果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乡村振兴的人才基础便在一次次交易、一场场对话中悄然夯实。
天津“津味三农”社区大集的热闹场景,不仅是特色农产品的展销会,更是一幅鲜活的高素质农民成长图谱。从埋头生产到直面市场,从手握锄头到玩转品牌,这场“从课堂到集市”的生动实践,深刻揭示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核心动能——人才建设必须完成从“输血”到“造血”、从“授技”到“育人”的系统性跨越。
传统农民培训往往侧重于生产技术的单向传授。天津的创新,首先在于培训理念的革新:将农民定位为综合性的市场经营主体,构建“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思维”三位一体的培育体系。这实质上是将人才建设的维度,从单一的“技能层”拓展至涵盖产品创新、品牌塑造、客户连接的“价值创造层”。张军的梨有了“身份证”,何爱莲的景泰蓝走向生活化,正是知识转化为市场识别与竞争力的直接体现。
更重要的是,社区大集作为“第二课堂”,培训效果不再仅凭试卷衡量,而是直接接受消费者用“订单”和“反馈”进行的检验。这种压力测试,倒逼学员活学活用,快速迭代产品与服务,完成了从“听懂”到“会用”的关键一跃。
尤为可贵的是,在此过程中衍生出的学员间互助网络与“研学”共同体,如擅长电商者助同伴拓渠,跨地域考察激发创意,这标志着人才建设正在形成可持续的“生态”。它超越了单次培训的局限,催生出知识分享、资源协作的民间力量,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内生性的组织活力。
天津的探索表明,有效的乡村人才建设,绝非简单的课程堆砌,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工程。它需要前瞻性地将农民置于现代产业与市场脉络中重新定义,更需要搭建连接理论与现实、学习与应用的桥梁。当更多“新农人”能自信地立于市集,与顾客畅谈产品理念时,乡村振兴便拥有了最坚实、最活跃的人才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