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四十余年农民进城路——评《政通人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地方实践与居民获得感提升机制》

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也是放松农民进城限制的重要阶段。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转变了1953年《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中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导向，拉开了大规模城乡流动的序幕。这是《政通人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地方实践与居民获得感提升机制》一书研究的起点。如其所述：“如今，大家对于人口流动已经司空见惯，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高度依赖外来劳动者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只有每年的春运大潮提醒着我们，那些擦肩而过的游子也是他乡的归人，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奔波所得，或许正在汇成老家某座县城里的一套商品住宅，成为子女城镇化新的起点。”

该书以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的交叉视角交出了一份答案，通过详实的一手调查资料和数据分析，展现了我国农民以家庭为本位、以子代为核心的迁移决策特征，剖析了地方政府超越财政成本的复杂考量与部门协同挑战，探讨了实现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动态均衡的实践机制。该书是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李蹊的新著，基于作者自进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起，历时十年的研究积累。2025年，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研究立意、理论发现与实践启示方面，具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之处。

首先，该书的研究立意扎根于中国现实。在梳理完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宏观政策转型历程与学术争论之后，作者没有停留在农民是否应该进城、城市是否应该开放落户等应然问题的探讨，而是进入农民为什么进城、地方政府如何能够开放落户、如何满足进城农民公共服务诉求的深层逻辑之中，作出探讨。

其次，该书的研究发现富有理论洞察力。该书以详实资料呼应了读者零碎的直观感知，不同于改革初期农民普遍存有对“吃商品粮”的向往，如今对于城市户口，农民“想落不能落”和“能落不想落”的情况同时存在。农民进城的核心动力从最初的家庭生计逐步扩展到公共服务的获取，子女教育需求尤为突出。

而满足即时增加的学位需求，也恰恰是地方政府开放落户的关键挑战。对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而言，扩大基础教育供给不仅需要长期稳定的大量财政支出，还面临着学校建设用地需求与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教师编制规模的稳定性与学位需求的波动性之间的不匹配、人口统计数据与学位规划的滞后性等现实困难。

最后，书中案例城市的改革经验具有较强现实意义。这些经验包括地方政府不同部门、不同城区之间的资源配置与组织协调，政府向市场购买民办学位作为补充的弹性供给，各级政府之间的目标整合和资源统筹，地方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改革成本分担，共同推动了开放落户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二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兼顾了理论性与可读性。作者坦诚地展露了研究过程，并且详细解释了研究方法的选用：起初，进入城镇化这样一个被众多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时，我感觉自己像行走在已经完成一轮收割的玉米地里，一遍遍徘徊试探着，在已经干枯发黄的秆叶下，是否会有一穗被遗漏的玉米？选定的这株玉米，最好与前人的记载有所不同，跟大家日常的想象也略有出入。例如，为什么有些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比大城市更难开放落户……当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株玉米为何形态异于其他时，并非仅想解释眼前的个案，而是希望借助理论的提炼，去寻找一种规律，解释一种现象类型，并且确保自己提出的答案不是偶然随机的因素。

由此，该书不仅是与学术同行的对话，也是为社会科学研究初学者提供的一个深入浅出的示例，并向所有置身于这场城镇化转型的人们，讲述了政策背后的故事。如同作者在后记中的叙述：“我国城镇化率在短期内的快速跃升，意味着正在城市里寻求一席之地的我们，多数拥有一个地处农村的老家……可以说，在城镇化议题中，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一个辗转于城乡之间的家庭都是政策的重要一环。”如今，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我国农民的进城之路愈发平顺，更好享有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公共服务。